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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8年的盛夏，暑气裹挟着改革开放的热浪席卷南国。彼时的对外经济贸易部，正站在国家对外开放的潮头，审时度势之下，一纸批文，催生了东方银行的诞生。
这家带着鲜明涉外基因的金融机构，从落地之日起，便肩负着为外贸企业疏通资金血脉、搭建国际金融桥梁的使命。
在那个市场经济尚在蹒跚学步的年代，东方银行堪称行业的先行者。
九十年代初，当国内多数银行还囿于本土市场，守着“一亩三分地”精打细算时，东方银行的旗帜已经插在了香港、澳门、东京、纽约的街头。那几间小小的办事处，像是探出的触角，敏锐地捕捉着国际市场的脉搏，也让东方银行一度成为外贸领域炙手可热的合作伙伴。
那时的它，像个意气风发的少年，脊背挺直，眼神清亮，浑身透着蓬勃向上的朝气。
转折，发生在2004年。这一年，国家对国有金融体系进行战略调整，东方银行正式脱离对外经济贸易部的管辖，被纳入国有银行序列，由国家直接管理。这本该是一次涅盘重生的契机，谁曾想，却成了它沉沦的开端。
此后的数年间，东方银行虽顺利叩开香港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大门，头顶着“上市银行”的光环，内里却早已腐坏。
在国有十大银行的阵营里，它常年稳居末位，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垫底者”。每一年的业绩报告，都像是一份羞于见人的成绩单，净利润徘徊在警戒线边缘，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，股价更是在资本市场上常年低迷，被股民戏称为“扶不起的阿斗”。
经营不善、盲目扩张、贪腐严重——这三根毒刺，深深扎进了东方银行的心脏，将它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，熬成了一个步履蹒跚、病入膏肓的老者。
几任掌舵者，无一不是任人唯亲的老手。他们信奉“圈子文化”，将银行当成了自家的后花园。
那些科班出身、懂金融、善管理的专业人才，在东方银行成了格格不入的“异类”。他们的真知灼见，被视作挑战权威的妄言；他们的埋头苦干，抵不过溜须拍马的一句奉承。
有能力的人要么被排挤到边缘部门，空有一身抱负无处施展；要么不堪其辱，愤然跳槽，另谋高就；剩下的，也只能磨平棱角，装聋作哑，在浑浑噩噩中混日子。
一个失去了人才支撑的银行，注定是没有未来的。可东方银行的历任领导，似乎从不在意这些。他们热衷的，是把银行的版图铺得越大越好，仿佛网点的数量，就是政绩的勋章。
于是，在国内，从繁华的一线都市到偏远的县城乡镇，东方银行的分支网点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，密密麻麻地织成一张网。
在海外，香港、澳门、纽约、旧金山、伦敦、东京、首尔、温哥华、悉尼、巴黎、法兰克福、卢森堡、台北、新加坡、迪拜……凡是能叫得上名字的国际都市，几乎都有了东方银行的分支机构。
这些分支机构，大多徒有其表，有的常年亏损，有的甚至沦为少数人转移资产的通道，可历任领导依旧乐此不疲，将“国际化”的口号喊得震天响。
除了银行主业，他们还大举进军非银金融领域。在上海陆家嘴的金融圈里，东银证券有限公司、东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相继挂牌成立，名头响亮，却始终在行业内默默无闻；东银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运而生，旗下还孵化出了东银地产集团有限公司——这家地产公司，与其说是为了拓展业务，不如说是为了方便某些人低价拿地、高价套现。
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，一家东银通用航空有限公司横空出世。这家公司的核心业务，说出来足以让人大跌眼镜——仅仅是为了维护一架进口的庞巴迪豪华公务机。
这架价值数亿的公务机，成了总行领导们出行的专属座驾，美其名曰“节省宝贵时间”，实则不过是满足私欲的奢侈品。
领导们坐着它穿梭于国内外，不是为了谈业务，更多的是为了度假、打高尔夫，甚至是私会情人。而维持这家通航公司的运营成本，每年高达数千万，这笔钱，最终都要算在东方银行的账上。
五脏俱全，规模庞大，可这繁荣的背后，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。盲目扩张带来的，不是效益的增长，而是成本的高企、管理的混乱，以及贪腐的温床。
而将东方银行推向深渊的罪魁祸首，便是任职长达十三年的董事长兼党组书记——项盛利。
项盛利的发迹史，与金融专业能力毫无关联。他早年给某位部级领导当过多年秘书，靠着察言观色、阿谀奉承的本事，一步步爬上了部办公厅副秘书长、机关党委书记、部党组成员的位置。后来，他空降东方银行，成了这里说一不二的“土皇帝”。
在他主政东方银行的十三年里，这家曾经朝气蓬勃的银行，被硬生生折腾成了一个臃肿肥胖、被病魔掏空的中年大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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