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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开放至今，提到我国社会的高速发展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无法避免的群体，农民工。
因为这个称呼带有歧义，所以现在的官方文件和官方新闻媒体中，已经把这个称呼为改为了“进城务工人员”。
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，最有歧视味道的词语并不是农民工，而是“盲流”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大多数农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，粮食连年丰收，国民经济也逐渐好转，但由于土地太少，大量的农民在农闲时间无所事事。
于是，一部分农民便进城寻找生计，也就是现在的农闲务工。
当时正属于计划经济时期，所有人的生活物资都是定额的，农民进城找工作，便是与城市居民争抢饭碗，打乱了社会运行的秩序。
于是，当时的劳动就业委员会提出了一项规定：克服农民盲目流向城市。
这个规定一出，禁止农民进城打工，便上升到了法律层面。
从此，农民向城市流动被严格限制，我国城乡分离的二元化结构开始形成，而这期间从农村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，也就被称为了“盲流”。
直到2003年，孙志钢案轰动全国，盲流一词和进城农民收容遣返制度，才终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
周硕和郑伟民，都是盲流的孩子。
他们的父母因为兄弟姐妹太多，而家里的耕地又太少，养不活一大家子人，所以只能冒着违法的风险，在城市里东躲西藏的讨生活。
连那个时代的官方，都用“盲流”一词称呼这个群体，他们的社会地位，自然也就无需多说了。
周硕对于郑伟民，是有感情的。
盲流作为非法群体，无法享受到医疗、教育等公共服务，所以周硕连学都没上过，有限的文化水平，都是父母在家教的。
出身低微，便是原罪。
他们那个大杂院里的孩子，从小就被工厂家属院的孩子欺负，但又全都不敢反抗，因为他们的身份并不合法，一旦闹到派出所，不仅要被遣返，而且还会受到严厉的处罚。
在那群孩子当中，郑伟民是个异类。
每当他们这个大杂院里的孩子受到欺负，年龄最大的郑伟民总会替他们出头。
有一次周硕被霸凌的时候，郑伟民独自面对三个比他大了好几岁的小青年，被人一砖头砸在脑袋上，连头骨都露出来了。
也正是因为这事，周硕的父母始终念着他的好，这才在郑伟民的父母相继离世后，把他接到了自己家里生活。
当时郑伟民住在三口人只能盖一张单人棉被的周家，也能看出来自己就是一个累赘，于是便从此人间蒸发。
时光荏苒，1985年时，中央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，兴办服务业，提供各种劳务，才逐渐为农民进城开了口子。
周硕的父亲抓住这个机会，利用在雪糕厂帮厨学到的手艺，开了一家小包子铺，再后来周硕也算继承了他的衣钵，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干这个营生。
直到1995年的春节，郑伟民才再次出现，当时他已经在外面混出了人样，从那之后每次回到周家，不是买东西就是扔钱，还给周硕在火车站附近买了个小门市房，让他把包子铺从城乡结合部，搬到了生意更好的火车站附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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