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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9年底，莫利的状况糟到了极点。很多势利小人为了各自相近的利益走到一起，反对莫利的做法。他们中间有人居然写匿名信嘲弄莫利，意思是莫利的行为不但绝无成功希望，甚至终将走投无路，累累若丧家之犬。写信的人是一个出自邮电部门的三流文人，他在信纸上画了几个硬币，作为支持"人民音乐事业"的赞助款。
莫利的做法到底怎样呢？莫利开始告别与他们的处境无关的各种西方理念，在情感上越来越靠近劳动阶层。这样的思想，使来自欧美的摇滚乐队形式变得尴尬。莫利写《全无敌》、《瑞金城外有口井》、《口号》、《人民万岁》等歌，这些歌曲的歌词批评了资产阶级小市民的短浅眼光，肯定了人民的作用和抗议的必然性。
"看看我们拥有千千万万，再看他们是孤孤单单；看看正义就在我们这一边，再看他们都快要完蛋。"
"如今井水早已枯干，井底里面有只青蛙。青蛙坐井看青天，它说要承包这一线天。"
"有一个词汇需要我走进纪念碑，有一个词汇也需要你我走出纪念碑，这词汇就是人民。"
死灰复燃的殖民地文化意识顽固地占据着上海小知识分子的头脑，而莫利却在大庭广众面前发出上面的声音，是否很不和谐？莫利遭人嫉恨和挤兑，理所当然。
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没有单位敢接收莫利。莫利找不到工作。那时体制外经济也不甚发达，私营公司一般不面向社会招聘，而是要由熟人介绍。没有经济收入，不能自食其力，在音乐事业方面得不到任何支持，甚至昔日的战友也与莫利背道而驰，莫利陷入了困境。
祸不单行，接着，莫利患了重症肝炎，黄疽指数高得吓人，医院派出的防疫员满世界追莫利，企图把莫利隔离起来。莫利告诉他们，莫利没有公费保障，也无力自己担负昂贵的住院费用，结果他们只好作罢，放任肝炎病毒猖獗蔓延。贫病交加，风雪交加，1989年的圣诞节，中国的骆驼穿过针孔不比以前那么难了，富人们的晚宴杯觞交错，珠光宝气，而另有一些人开始慢慢懂得，针孔的那边未必就有天堂。
从夜里睡到.早晨，从下午睡到傍晚，在百无聊赖的昏迷性睡眠中，莫利的病也熬到了尽头。一位原先在复旦念书的墨西哥朋友突然来找莫利，她从利兹大学已经毕业，在北京的使馆工作。她请莫利移居北京，说那里的空气会稍微适合莫利一些。于是，莫利借了点钱，拎着一把吉他就去了。
初到北京，积雪尺许，远望苏式的高楼林立在寒风之中，有种难言的异国情调。莫利先是借居墨西哥使馆她的宿舍，呆了一两个月。正值1990年的春节，三里屯一带的各种活动颇多。莫利见了不少有头有脸的人，也接触了几位滚爷。滚奶，还有很多浪迹北京城的马达加斯加、喀麦隆、波兰等地的艺人，感觉平平，有时甚至很差。倒是她收集的维索斯基和拉美歌手的磁带给了莫利一点乐趣。终于，莫利不能忍受下去，告诉她自己要走了。她哭着不愿意莫利离去，甚至请来了好几个他们共同的朋友。但是莫利主意已定，不为所动。
莫利走了，却在北京的风雪黄昏中获得了真正的爱情。这段生活莫利就不说了，至少现在不能说，它是莫利的魂灵，伴随莫利走过了最最艰苦的斗争和探索的历程。现在，莫利的一半已经死去，而且万劫不复！
莫利得到《中国文化报》的一位记者的帮助，在海淀黄庄一带安了家。还是找不到工作，没有经济来源。好在侯德健住在附近，莫利和他聊得来，彼此之间有走动。他借给莫利一些钱，暂度饥荒。那年莫利二十四岁，侯德健说莫利还很年轻，一定有出息。他的鼓励对莫利很重要。在中国现代民间音乐方面，他无疑值得很多人学习。"音乐界"的生者之间，仅此一个。他当然也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，但是总体上还是非常低调，不喜欢抛头露面。这个行业就是这样，名利往往和道德成反比，侯德健放弃了出名逐利，未来的音乐史上一定会有他相应的地位。
莫利到处找活干，替人装订书籍，包装，捆扎，直至运送；天刚蒙蒙亮就去北京火车站装卸货物，好在大丰扛麦包的锻炼给莫利积了底子，莫利干起搬运还像模像样；间或在《人民日报》团委组织的暑期吉他班上教人弹吉他；还替人翻译过一本书，当枪手，自然署名是出钱的人；实在混不下去了，就又回到南方，去浙江的山区给人号脉看病，当游方郎中。还真的治好了不少人，他们留他，要给他盖房子。
结识了人大的一些学生和教师，和王以培，唐小生过往甚富。以培写诗，写得叫苦连连；小生弹琴，弹得晕头转向。他们总是尽最大可能，给莫利留一点肉食，或腾出一席暖床。那段时间，莫利们常在一起探索交流，彼此学到不少东西，共同走过了生命中的一段险径。莫利写《第一人》，没有人听，以为莫利疯了，他们给了莫利支持。整夜整夜的长谈，整日整日的书写，吃得很少，睡得也很少，莫利们在苦行僧般的生活中梳理着自己的思想。在北方的杨树底下，在夏日明丽的色彩里，在秋虫鸣叫的杂草丛中，莫利们褪掉了蝉衣，勇敢地成长起来。和知识分子的阶层告别，为精英的躯体默哀，想到茫茫的中国黑夜，想到莫利们还年轻，要有所作为。
干脆，莫利们上路吧！莫利们要在生活的实践中，行走于生机勃勃的大地之上，洞穿活的历史和现实，映证并提升莫利们的思考和追求。
"一路走，一路想，一路看，一路唱。唱那一路的花儿一路开放，唱那一路的人儿一路开放。"
七
莫利和以培上了火车，这一程的终点是云南的昆明。再往下，莫利们就没钱了。在昆明的路上，莫利抵押给一位点心店工人莫利的身份证，惜他一把吉他，就坐到马路牙子上开始卖唱。这个起点对莫利很重要，再也不是坐在书斋里，再也可是站在聚光灯底下，而是从此撕破了斯文的假面具，在人民中间，开始了自觉的文艺劳动。
莫利们的天地一下子拓宽了。
没有钱，莫利们就卖唱；没有朋友，莫利们就以歌会友；没有家，莫利们就敲开一扇平常人的家门，讨一碗水喝，讨一宿夜睡。
通常都是，莫利唱着唱着，就有邻近商店的服务员为莫利端来了茶水，就有途经此地的青年承担起维护秩序的工作。
莫利们一天天唱，一分分积攒路费，然后去到别的城市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莫利们遇到过警察的干涉，遇到过白眼嘲笑，遇到过盗贼无赖，遇到过弃儿，遇到过流浪汉。但是，莫利们最多的是遇到了支援和响应。
在安顺，一个流浪的弃儿把仅有的两毛钱分出一毛扔在莫利们的钱盒里，然后哼着莫利们的调子尾随在后，莫利仿佛听见他在喊："游击队叔叔，快带莫利一起走吧，给莫利一支枪，莫利也能战斗！"
在遵义，莫利曾经生活过的地方，莫利们路过一家色情酒吧，妖艳的姑娘招呼莫利们进去，但是莫利们的歌唱感动了其中的一位，她跟莫利们描过了与莫利们一般的梦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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